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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號·專欄】李昌菊: 新時期的文藝思想如何指導文藝工作?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9-08-23  來源:雅昌藝術網  瀏覽次數:6652

        核心提示:摘要:​編者按:2017年11月,台湾林業大學藝術設計學院教授李昌菊的最新著作《中國油畫本土化百年(1900—2000)》在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世紀初,油畫作為改良中國畫的重要畫種引進中國,參與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經過幾代油畫家的努力,油畫已成為本土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油畫本土化百年(1900—2…

         

        編者按:2017年11月,台湾林業大學藝術設計學院教授李昌菊的最新著作《中國油畫本土化百年(1900—2000)》在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世紀初,油畫作為改良中國畫的重要畫種引進中國,參與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經過幾代油畫家的努力,油畫已成為本土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油畫本土化百年(1900—2000)》中,李昌菊大致依循20世紀前期(1900—1949年)、新中國建立后(1949—1978年)和新時期以來到世紀末(1978—2000年)三大部分,探討中國不同時段的油畫本土化現象。本篇文章為第三篇《開放、多樣的格局》(1978—2000)的第一章節《走向開放》的第一節內容,詳細介紹了文革之後, 新時期的文藝思想對文藝工作的指導。

        第一章   走向開放

        第一節   新時期文藝思想

        粉碎“四人幫”后,文藝界迅速獲得恢復和發展,但政治上的“極左”路線依然陰霾不散。文藝工作者的“餘悸”和“預悸”還沒有完全消除,“極左”政治設置的創作禁區尚未徹底打破。這其中,既涉及對“文革”前17年文藝所謂的“黑線專政”能否翻案的評價問題,也關涉“文革”結束后黨的文藝政策,尤其是黨如何領導文藝的問題。如,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的問題,文藝是否從屬於政治的問題,文藝是否能僅僅概括為階級鬥爭工具的問題,一切意識形態是否為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的問題,社會主義文藝的創作方法問題,歌頌與暴露的問題,以及在題材多樣化中有關反對封建特權、官僚主義的問題等等。這些皆需要得到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新時期文藝工作的意見與指示,“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醞釀並召開的。

        1978年1月,由中央宣傳部建議、經中央批准,恢復文聯及各協會的籌備小組成立。5月27日,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台湾召開。這是粉碎“四人幫”後文藝界第一次全國性的大會,其使命是宣布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正式恢復工作。1978年8月,中國美術家協會籌備組正式成立。1979年3月8日至11日,中國美術家協會第二十三次常務理事會議在台湾召開,就中國美術家協會正式恢復工作等問題作了決議,就總結新中國成立30年來的美術工作的經驗,以及美術創作如何適應新時期任務的問題,召開中國美協會員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修改美協章程及有關選舉等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這次會議標誌著中國美協正式恢復了工作。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在台湾召開[1]。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副主席以及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出席了開幕式。茅盾致開幕詞,鄧小平致《祝辭》,周揚作《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的報告,陽翰笙作《會務工作報告》,夏衍致閉幕詞。大會全體代表一致擁護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向大會所作的祝辭,該祝辭被認為是指導新時期文學藝術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解放思想的《祝辭》

        鄧小平的《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首先肯定了“文革”前17年和粉碎“四人幫”后的文藝路線與文藝成績,其次則是闡述了新時期文藝工作的方向、方針和黨如何領導文藝工作的政策。其主旨是讓文藝界解放思想,尊重藝術創作規律,發展和繁榮新時期文藝。《祝辭》明確了文藝工作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方面的崇高地位,認為,“不論是對於滿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對於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對於提高整個社會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藝工作都負有其他部門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責任”[2]。

        在此基礎上,《祝辭》明確指出了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任務,是“把最好的精神食糧貢獻給人民”。其具體要求,是“要通過有血有肉、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真實地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反映人們在各種社會關係中的本質,表現時代前進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趨勢,並且努力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人民,給他們以積極進取、奮發圖強的精神”。在這一根本任務下,提倡文藝繁榮與發展的多樣風格、多樣面貌和多樣流派。

        與《延座講話》一樣,《祝辭》也同樣重視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毛澤東在《講話》中明確提出,我們的文藝方向“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此,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祝辭》表述為“我們要繼續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3]。可見,這一立場並未有半點動搖。

        在藝術表現生活的多樣性方面,《祝辭》在《延座講話》的基礎上放寬了尺度。它從人的多樣性的角度,提出不同藝術並存的觀點。《祝辭》主張反映多樣的生活,它認為,我國歷史悠久,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不同民族、不同職業、不同年齡、不同經歷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們,有多樣的生活習俗、文化傳統和藝術愛好。因而,“雄偉和細膩,嚴肅和詼諧,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夠使人們得到教育和啟發,得到娛樂和美的享受,都應當在我們的文藝園地里佔有自己的位置”。這是新中國以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在文藝怎樣表現上承認差別、提倡多樣的一次明確表述。它首次明確規定了“只要能夠使人們得到教育和啟發,得到娛樂和美的享受”,都應當允許存在、都應當獲得尊重的寬限政策。尤其是“得到娛樂和美的享受”這一概念的提出,更是中共文藝發展史上從未有過的提法。由此可見,《祝辭》雖然繼續堅持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但略加調整,對文藝的要求與期待有明顯變化。

        關於藝術如何表現方面,《祝辭》更是令人鼓舞的指出:“堅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方針”。這些雖然還是毛澤東的用語,但強調除了倡導不同風格、不同流派的共同發展,還要在文藝發展中有創新意識(推陳出新),以及辯證把握繼承傳統(古為今用)、借鑒外來(洋為中用)的關係。《祝辭》特彆強調,“在藝術創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展,在藝術理論上提倡不同學派的自由討論”[4]。這是在“極左”時期,特別是“文革”十年被廢除禁止的黨的文藝政策,《祝辭》通篇在4處用不同的文字對“提倡多樣化”的表述,足以顯現《祝辭》在70年代末解放文藝界思想禁錮的迫切。為表達對於個人藝術創作的尊重,《祝辭》還引用了列寧的話:在文學事業中,“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為此,《祝辭》更加明確地強調,“圍繞著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共同目標,文藝的路子要越走越寬,在正確的創作思想的指導下,文藝題材和表現手法要日益豐富多彩,敢於創新”。《祝辭》還告誡人們,“要防止和克服單調刻板、機械劃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

        作為中共新時期文藝方針政策的綱領性文件,《祝辭》還明確回答了文藝工作者與人民大眾的關係。《祝辭》並沒有直接表明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問題,而是從“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這一立足點出發,自然而然地提出了“要教育人民,必須自己先受教育”、“要給人民以營養,必須自己先吸收營養”的命題,由此得出“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的結論。這種表述雖然和毛澤東、周恩來的文藝思想並無大的區別,但文字表述上不僅力求“去政治化”,而且強調了在尊重人類藝術發展規律的基礎上,中共文藝所倡導的進步性與人民性。

        關於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祝辭》並沒有像《講話》那樣明確指出文藝創作與文藝批評的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的價值尺度,而是把“文藝工作者還要不斷豐富和提高自己的藝術表現能力”作為一個重要問題予以提出。《祝辭》認為,“所有文藝工作者,都應當認真鑽研、吸收、融化和發展古今中外藝術技巧中一切好的東西,創造出具有民族風格和時代特色的完美的藝術形式”[5]。這顯示出新時期的中共領袖對古今中外藝術傳統的敬重。《祝辭》倡導在文藝隊伍內部,在各種類、各流派的文藝工作者之間,在從事創作與從事文藝批評的同志之間,在文藝家與廣大讀者之間,都要提倡同志式的討論,提倡擺事實、講道理。“允許批評,允許反批評;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簡短的話語,體現了鄧小平一貫堅持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作為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文藝方針政策的綱領性文件,《祝辭》還明確規定了黨怎樣領導

        文藝的方式方法。這是中共在新時期能夠貫徹落實《祝辭》闡發的解放思想、促進文藝健康發展的前提和保障。《祝辭》明確指出,“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徵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提高文學藝術水平,創作出無愧於我們偉大人民、偉大時代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和表演藝術成果”。其中,“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是對“極左”時期通過行政干預、行政命令管理文藝方式方法的批判與糾正。《祝辭》還特別嚴厲地批評了那種文藝領導中的“衙門作風”和“行政命令”——“衙門作風必須拋棄”,“在文藝創作、文藝批評領域的行政命令必須廢止”。

        那麼,黨應該怎樣領導文藝呢?《祝辭》明確規定,“我們提倡領導者同文藝工作者平等地交換意見;黨員作家應當以自己的創作成就起模範作用,團結和吸引廣大文藝工作者一道前進”。《祝辭》還明確指出,“文藝這種複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麼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

        《祝辭》全篇共計4500餘字,作為新時期文藝發展的綱領性文件,《祝辭》在簡要的論述中抓住了新時期之初文藝界在解放思想上的主要矛盾。全篇圍繞其提出了“尊重藝術創作規律、尊重藝術創作的個人創造性”,“倡導藝術的多樣性發展”,“倡導領導者同文藝工作者的平等對話”和“拋棄衙門作風、廢除在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領域的行政命令”等新時期的文藝指導方針。《祝辭》對新時期文藝界的思想解放和繁榮發展作用巨大,該文矯正和調整了“極左”時期黨的文藝政策失誤,是中共在和平建設時期,尤其社會轉型時期如何領導文藝、發展和繁榮文藝制定相關文藝方針政策的重要依據,對藝術表現乃至油畫藝術發生的重要而直接的影響。

        [1] 會議期間,11月3日,“中國美術家協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禮堂開幕。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各省市自治區、港澳台美術家代表共385人,列席代表和在京會員700餘人。會議通過了新的協會章程,選舉江豐為主席,王朝聞、葉淺予、華君武、劉開渠、關山月、李少言、李可染、吳作人、黃新波、蔡若虹為副主席。常務書記為華君武、劉迅、張仃。

        [2] 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文藝研究》1979年第4期,第4頁。

        [3] 自1942年毛澤東的《講話》以來,黨的文藝方向一直表述為“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方向。在1960年“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的《章程》里,正式將這一方向寫進《章程》,表述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在1979年“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的《章程》里,將這一方向表述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

        [4] 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文藝研究》1979年第4期,第5頁。

        [5] 文代會總報告經過多次的修改與討論。1979年8月7日和15日,周揚兩次同文藝界領導談到報告起草問題的關鍵。他認為第一部分的難點在於如何處理好三種關係,即“關於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文藝與人民生活關係”“文藝與傳統的關係”;第二部分“光榮的使命”要講清楚光榮在什麼地方,還要突出思想解放問題,“小生產者的狹隘眼界害處很大”;第三部分,“文聯、作協體制要有大的改變才行”,重點是保護作為“創造性的個體勞動”的文藝創作。到了8月底或9月初,胡耀邦看完周揚和起草小組提交的報告初稿后,決定組織以文化界為主的一兩百人,參與初稿的討論修改。在廣泛吸收了各界人士的修改意見以後,10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確立了大會議程,並對周揚的報告提出修改意見,重點是關於文藝與政治關係的表述,胡喬木認為:‘周揚同志得到報告中有一個問題——關於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從屬於政治的提法。這個提法,我過去提過意見,對這個問題我是經過認真考慮后才提出意見的。我認為這個提法現在還是以不再提為好’。鄧小平的《祝詞》同樣幾經修改,定稿也終於擺脫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論調”。 見黃髮有:《第四次文代會與文學復甦》,《文藝爭鳴》2013年第10期,第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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